阿里虽然在打假上做了很多,但是根治假货还是需要社会共治!

作者:云贷365 时间:2017-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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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假货越来越多,阿里决定严厉打击电商卖假货行为,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很多人在电商平台上买东西时,特别是在淘宝上,会担心买到假货,所以都会选择去天猫平台、或者京东、亚马逊等。

在去年的7月,郑俊芳作为阿里首席平台治理官,正式卸任阿里巴巴副CFO,从之前的“兼职”打假走向“全职”打假。在去年的12月,阿里遭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发难。但是这次发难并没有让阿里打假的节奏受到任何影响,从2017年以来,阿里更是加强打假力度。

阿里打假获得了很不错的成果,但是,如果要根治假货到底还需要多少时间呢?

在2017年阿里电商在打假方面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纵览2017年这四个月以来,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阿里打假力度在一步步加强。

2017年1月份,阿里成立了“大数据打假联盟”, 首期入盟20个创始成员《共同行动纲领》,凭借大数据进行打假;

2017年2月份,阿里直接提出“像治理酒驾那样治理假货”的号召,严刑峻法打假的观点在业内一度震动;

2017年3月7日,马云在他的微博中向两会代表委员进行隔空喊话,建议从严打假,在法律上奉行严刑重典;

2017年4月26日,这一天是知识产权日,阿里在总部第一次召开知识产权公众开放日,阿里CEO逍遥子和CFO郑俊芳同时出场,再次谈到打假问题。

可以说,这次知识产权公众开放日是阿里这半年打假的系统性整理。而郑俊芳在之前也表过态,对于2017年的打假,她觉得阿里需要在四维打假模式上有进一步的深入。在线上要重点做商品上线之前的拦截;在线下要进一步加大行动,通过和更多的省合作来实现规模化;在权力和人方面要和更多的品牌进行互动与合作;在法律层面,一方面是和公司法务进行合作,采取更多的民事诉讼手段,另一方面则是一步步推进司法体系的变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严格执法。

可以说,阿里的打假已经形成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在平台前先搭建起电商打假的过滤网,在平台内则以大数据为核心进行持续监测,与此同时一手联合政府,一手联合商家,不断进行线下线上假货打击,并且逐渐将打假能力赋能给其它电商平台乃至全社会,从而逐渐根治假货问题。

阿里打假不再是孤身一人,同时在越来越联合全社会进行打假。这样的做法不难理解。仅仅是淘宝天猫上的交易规模就已经占到整个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以上。可以说,这已经成为国内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此大的规模,单凭一个企业的打假力量终究是有限的,假货的数量和社会对假货的容忍度以及执法机关投入打击制假源头的力量是成正比的。这种环境也恰恰要求,阿里这样的大平台不仅仅要担负起自家平台的打假,更要联合全社会进行打假。由此可见,这样的举动终有一天会将假货彻底根治。

知识产权公众开放日的背后藏有哪些玄机?

有趣的是,这一次阿里特意把打假的阶段性总结放在426知识产权日。这样的选择意味深长。因为在过去我们总把假货看作是劣质品,而这次把打假的阶段性总结放在426知识产权日,其实也是把“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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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的说,“假货”这一词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很短,但是对于“假货”的理解,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的界定,而且在我国部分法律法规和日常使用习惯中,“假货”一词也常常以“假冒伪劣”这样一个概括性词汇出现,而“假冒伪劣”一词其实是“假冒”和“伪劣”两个词的综合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假货的定义。

事实上,在国外的词汇中,“假冒”和“伪劣”是用不同的英文单词进行描述的。“假冒”的英文单词是“counterfeit”, 这个词是国际反假冒组织和国际知识产权组织通用的。一些不太具有权威性的新闻报导和日常口语中也会用到如“fake”、“bogus”等词汇。而“伪劣“使用的英文单词是“shoddy”、“inferior”等,在国外很少讲“假冒伪劣”一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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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定义是这样的,假冒是指一个产品对另一个产品的所有模仿,使得其不仅在通用意义上与前者相同(如包装,名称等),而且其通过该模仿给予人们以产于真正原厂商或经销商的印象。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于假冒的定义是,在一种和拥有注册商标产品相同或类似的产品上非授权使用注册商标。

在2015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关于世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在报告中并没有明确给出假货内涵的定义,但是在里面涉及到了两大假货板块,就是copyright piracy and trademark counterfeiting。由此可见,在这份报告中假货指的是版权中的盗版商品和商标上的假货。

从某种意义上看,在2016年12月,阿里遭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难的很大原因在于知识产权问题,而不只是简单的假货问题。

过去,中国公司面对假货问题一直是把知识产权问题看的相对较轻,把劣质产品看的比较重。但是在今天阿里的打假过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劣质产品和知识产权已经被列入同等地位进行处理。可以说,阿里在全球化过程中,对于很多细节方面的问题,有了越来越深刻和老练的认识,可以说是具备了国际视野。

阿里虽然做了很多事,但是根治假货还是需要社会共治

虽然阿里在打假方面做了很多事,但是有很多行为已经超出了一家企业的范畴。尤其是在今年两会期间,马云向人大代表隔空喊话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但是我们发现,在国内假货问题上很难得到根治。尤其是从法律层面的角度来看,很多事情的处理都是“轻飘飘”。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在1993年诞生。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至今,这条规定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国内造假,最多就是10万元的处罚,这对于早已产业化的造假链条而言,几乎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而在美国,对于从事盗版和仿冒产品批发交易绝对是“犯罪行为”。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初犯者将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重犯者将面临20年以上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因假货造成死亡后果的个人将会被终生监禁。而对于公司处罚则更加严厉,罚金高达1500万美元。

这样的处罚力度才是最有用的,最具威慑力,才能让造假者担惊受怕!

因此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过去整整一年里,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这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但是截止到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只有33例,比例竟然不到1%。

这样奇怪的现象同时还发生在一些其他的企业身上。在今年两会期间,阿里和广东省瓷砖品牌马可波罗有过一次论战——马可波罗称在淘宝上存在未经授权的品牌店。但是令人疑惑的是,从2014年以来,“马可波罗”品牌从来没有在阿里巴巴平台进行过任何一次投诉。阿里反倒主动为马可波罗删除了疑似知识产权侵权链接23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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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打假,可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家长把自己家的孩子送到了学校,总以为教育需要靠老师,实际上在很大层面上靠的还是自己。

打假也是如此,很多人总认为打假要靠电商平台,其实在国内打假不仅仅靠的是平台,还要靠品牌权利方以及法律的配合。

总之,社会共治才是根治假货的最佳方案。单凭一方面,想要根治假货,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所以,这就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只有没了假货,消费者才可以更加放心的购物,这个社会才能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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